为什么碰瓷的人不去碰豪车？

大多数中国富豪，都会遵循“财不外露”的古训。不过，胡雪岩似乎是个例外。

胡雪岩极为高调，即便在媒体并不发达的当时，也成为几乎家喻户晓的明星级人物。《一叶轩漫笔》说他“富可敌国，资产半天下” 。汪康年的《庄谐选录》说他“富坍封君，为近今数十年所罕见”。

有关他豪奢的各种段子，一直广为流行。李宝嘉的《南亭笔记》记载，胡雪岩有次经过一家一成衣铺，看到有个姑娘倚门而立，颇苗条，就多看了几眼，被姑娘察觉，关门入内。这令胡雪岩大怒，就派人去提亲，要纳之为妾。姑娘的父亲起初不肯，但当胡雪岩的开价开到“七千元”（此处应为银元，1银元约相当于0.7两银两）时，就同意了。成亲之夜，胡雪岩送完宾客后，入洞房，“开樽独饮，醉后令女裸卧于床”，并命仆人拿着蜡烛在旁照亮，“回环审视”，然后大笑道：“汝前日不使我看，今竟何如？”笑完就走了。次日，胡雪岩派人告诉新娘：“房中所有悉将去，可改嫁他人，此间固无从位置也。”结果，这个只被看了一夜的裸女，获得了“二万余金”，“遂成巨富”。

同书也记载说，胡雪岩为了重赏演戏者，“命以筐盛银千两，倾之如雨，数十年来无有能继其后者”，甚至胡家的“司机”（舆夫），也是“相随既久，亦拥巨资，舆夫有家，兼蓄婢仆，入夜舆夫返，则呼曰‘老爷回来了，快些烧汤洗脚’ ”。“胡好骨董，以故门庭若市，真伪杂陈，胡亦不暇鉴别，但择价昂者留之而已。一日有客以铜鼎出售，索八百金，且告之曰：‘此系实价，并不赚钱也。’胡闻之颇不悦，曰：‘尔于我处不赚钱，更待何时耶？’遂如数给之，挥之使去，曰：‘以后可不必来矣。’其豪奢皆类此。”

富豪多金，荒唐之事偶一为之，也不算过，何况其财产散于他人之手，也等于回到流通圈内，多少能够带动消费。问题在于，胡为何如此高调露富？原因无非：

一因富而狂。银子烧心，自我膨胀，再加上毕竟读书不多，大约真的不知道韬晦藏富之道及枪打出头鸟的风险；二自我包装。或许其实没这么富，却故意显得这么富，以增强市场对其的信心—此类做法，在业务涉及融资的所谓“富豪”中尤为普遍，至今依然。

胡雪岩的生意，一类是“特种”生意，如为政府采购军火、机器、筹措外资贷款等，没有特殊的政商关系做不到，这种生意需要低调，闷声不响才能发财；另一类则是“正常”生意，如钱庄、当铺等金融行业，这种生意则需要不断刺激市场，高调营销。

胡雪岩的金融平台，主要是其名下的“阜康钱庄”。研究表明，当时南方的钱庄，其资本金“至多不过五万，少不足二万余”（《申报》1884年1月23日），与动辄上百万的山西票号无法相比，阜康钱庄亦不例外，何况胡雪岩一贯是崇尚以小博大的。钱庄资本金虽小，其所经营的业务，却都高达数百万两，其中主要是依托资本实力雄厚的山西票号的“长期”（一种无定期拆借，但可随时抽回）和外资银行的“拆放”（Chop Loan，一种为期2天的短期拆借）。

胡雪岩与一般钱庄不同的是，他拥有两大无人能及的资金来源：

一是高级领导干部们的委托理财，数额相当庞大。《异辞录》说胡雪岩“藉官款周转，开设钱庄，其子店遍布于南北，富名震乎内外。官商寄顿钱财，动辄巨万，尤足壮其声势”。《南亭笔记》曾记载，胡雪岩败家之后，专案组进驻阜康钱庄登记债务。官员债主们“有亲至者，有委员者，纷纷然坌息而来，聚于一堂”，把个专案组弄得昏头昏脑。忽然，左宗棠亲临专案组，接见债主，拿着账本亲为查询，这些官员们“皆嗫嚅不敢直对，至有十余万仅认一二千金者，盖恐干严诘款之来处也”—怕这位左大清官追查巨额财产的来路。于是，左宗棠“将机就计，提笔为之涂改，故不一刻数百万存款仅三十余万了之”。这从侧面也可看出，阜康所吸引的委托理财数额巨大。当然，这种业务，胡雪岩自己能赚到的应该不多，主要还是利益输送之用。

二是大量的公款存款。《异辞录》说胡雪岩与“国库收支有时常通有无，颇以为缓急之计”。本金高达1595万两的“西征借款”，虽然是政府所举借的外债，却从外资银行直接划到阜康钱庄，然后由胡雪岩根据左宗棠的指令进行调度、分配、使用，阜康钱庄发挥了财政厅的作用。至于数目更为庞大的“西征借款”还款—仅合同约定的利息就在1000万以上，官方也规定由分摊的各省按期将款项统一汇到上海，由上海市长（“上海道”）汇总后，交阜康钱庄支付给外资银行。无论借还是还，胡雪岩都有足够的时间对这笔巨款进行腾移挪用，成为胡雪岩低成本甚至免费的资金库。除了“西征借款”之外，胡雪岩所编织的庞大政府关系网，也给他输送了各种其他名目的公款存款—领导干部们从阜康钱庄获得巨额理财收益，总是该帮胡总这个忙的。

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，说明在胡雪岩的财富中，钱庄生意的贡献率究竟有多大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钱庄是胡雪岩“正常”生意中的支柱产业。而从事钱庄生意，富豪的形象包装几乎是必需的。除了那些可以当作段子看的炫富故事之外，胡雪岩在杭州城所修建的豪宅，是迄今犹存的炫富证据。

胡雪岩炫富的另一着力点，是在慈善上。但凡每次慈善捐赠，都要通过体制内外的各种渠道，务必要令老百姓与老干部这“二老”知晓：前者是赢得民间口碑，后者是获得政治奖赏。胡雪岩的慈善经营，的确如入化境，不仅为他挣来了红顶子、黄马褂及超高知名度，而且还留下了一大笔隐性的财富—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胡庆余堂。

在世人眼中，胡庆余堂似乎是个慈善机构，是胡雪岩作为“大善人”的重要证据之一。胡庆余堂对内要求“戒欺”，对外宣布“真不二价”，并且常对贫民发放免费药品，被后世奉为慈善的典范。其实，对于任何商业来说，“戒欺”是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，至于“真不二价”，这与其说是一种奉献，不如说是一种高明的定价策略。而胡庆余堂为贫民免费发放避瘟丹等常用药，即使在高阳那本将胡雪岩作为英雄来描绘的著名小说中，也承认这无非是一种广告策略而已。

可以肯定的是，胡庆余堂从来就是一个盈利机构，而且盈利能力相当不错。即使在胡雪岩败落之后，胡庆余堂的股份被其子孙卖出，新的股东也照样要给胡家支付每年3000银元的“品牌使用费”，成为胡家子孙们一笔重要的“外财”。在胡雪岩的产业链中，没有一项产业如同这家药店一样，不仅成为供应利润乳汁的奶牛，而且还供应着极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、两手硬、双丰收。

在那些被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胡氏“商道”中，这种将慈善作为公关手段的做法，是其中重要的法则之一。将慈善作为企业营销的“二奶”，胡雪岩做得十分成功。而那些“胡氏商道”讲师们经常忽略的一点是，胡雪岩更为高明之处在于，他的“慈善二奶”居然还自带嫁妆—善款本身就来自于“特种”经营的收入，而慈善又巩固和加强了“特种”经营。根据左宗棠在为胡雪岩请赏时的说法，胡当时的慈善捐款，累计约为20多万两，如果按照当时普遍流行的民间拆借利率12%计算，仅胡雪岩从“西征借款”中浮冒所得的288万两，每年也能稳得34.56万两的利息，足以冲抵慈善的开支。这种可持续发展的“循环”“慈善产业”，本小利大，胡雪岩的确是经营权力、也是经营慈善的高手。

可以说，高调炫富，未必就是胡雪岩本人的个性，但绝对是他的“生意”所必需的个性。